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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认识论转向

来源::网络整理 | 作者:管理员 | 本文已影响

  自孔德提出社会物理学以来,社会学试图建立一个类似自然科学的“硬科学”,如通过做实验来寻求某种因果关系并做出预测。直到2002年,Stanley Lieberson和Freda B. Lynn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学不应师从物理学,而应从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吸收营养,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刻的理论分析。

  Lieberson和Lynn在“搞错了对象:当前社会科学模式的另一种科学选择”中指出,与无机的物理世界不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物种多样性、事件发生随机性等特征,社会学对社会认识的手段与生物学更为相似。因此,生物学在数据和理论的互动路径、理论概念的形成、因果机制揭示和解释上更值得社会学者学习。社会学更应该从生物学中学习更多的经验来推进学科的发展,而非应用物理学的标准来使社会学成为一门所谓的“硬科学”。

  预测能力并非检验理论好坏的标准

  Lieberson和Lynn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探讨了进化论的形成过程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集中在评定一个理论好坏的标准,在缺乏完整资料支撑的情况下,如何使理论的建构成为可能,怎样进行理论建构,理论建构过程中如何进行因果分析,建构理论时应注意哪些因素等。

  在理论好坏的标准评定方面,作者认为理论没有对错之分。社会学家经常强调一个理论的对错或者指出哪一个理论的解释力更强。另外,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具有预测能力的理论才算是好的理论。Lieberson和Lynn认为社会学中的理论不需要具有预测功能,因为未来的许多因素都是未知的,已有的理论只是对已知数据或资料的一种概括性的总结而非普适性的。

  那么,面对一堆不够完全的资料,怎样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呢?Lieberson和Lynn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像达尔文那样,像做拼图游戏或者像侦探一样找到现象背后的机制,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对一大堆自变量进行模拟或者解释。另外,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应使用尽可能少的变量去模拟数据或解释因变量。

  在进行原因分析时,要注意寻找深层的原因,并且要注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非对称性或者不可逆性。社会学家在做因果分析时往往探究X和Y之间的关系,或假设X的增加引起Y的增加且X的减少引起Y的减少,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X的增加可能会引起Y的增加,但X的减少不一定会引起Y的减少。

  另外,社会学家在做出解释时应该考虑到时间的滞后效应,不能只停留在横截面的解释上。并且,在对事物做分类时要注意其根本而非表面的区别(例如鲸鱼应被划分为哺乳动物而非鱼类),使用合适的、大众化的术语而非晦涩的自创术语进行理论描述。还有,要留意与当下主流规范相左的理论范式,它们也有可能在未来被主流规范承认和吸收。

  在文章的最后,Lieberson和Lynn认为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能给社会学带来诸多认识论上的帮助外,也提到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精髓,如社会学家很早就吸收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来研究和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社会学还应该从诸如化学和气象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

  综上,进化论给社会学的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基于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数据做出结论;应使用少数变量和简洁的模型构造理论;不应以是否具有预测能力作为检验理论好坏的标准;应深入研究怎样在没有完备的数据支持情况下使理论的提出成为可能。

  量化研究不利于得出高度概括性理论

  毋庸置疑,Lieberson和Lynn的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思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在认识论上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建构的模式。这种思想,是在当下社会学界对社会学发展前景大讨论背景下提出的。

  回顾整个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社会学建立之初,孔德和斯宾塞等人就注意到了社会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区分和联系。不过,在对社会究竟该使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时,社会学家们产生了分歧。涂尔干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而解释社会学弥补了这种方法的不足和缺陷。当古典社会学传到美国之后,芝加哥学派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实地调查研究。另外,1937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倡导以精确的方法和语言对社会事物进行严格的量化或经验研究。随后,各种反实证主义的替代性社会学理论纷纷出现,包括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等,它们试图从不同方面对功能主义进行修正和发展。到20世纪末,当代社会学理论探讨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背景下,Lieberson和Lynn认为社会学应该有一种类似于进化论的概括性理论。

  目前的社会学研究,在对中层理论进行演绎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量化研究已经蔚然成风,这种研究范式随着统计技术不断精密化而得到更快的发展。对此而言,Lieberson和Lynn觉得这使得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越来越走向微观,不利于社会学得出一种高度概括性的理论。

  Lieberson和Lynn强调,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都颇具复杂性,因而二者在学科发展历程上具有相似性。他们主张使用进化论那样的生物学研究方法,从大量的但又不完全的数据中找到一种概括性的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Lieberson和Lynn对社会学的一些指责有失偏颇,如他们认为社会学应该脱掉“白大褂”,走出实验室,使用一种类似于达尔文所使用的“准实验”的方法。其实,很多社会学者早就通过抽样调查在自然的环境中观察和搜集资料,然后用多元统计模型来研究经验资料,并通过统计控制来模拟实验室控制,这也是一种“准实验”的方法。另外,在社会原因探寻方面,Lieberson和Lynn对使用各种统计方法的定量研究存在一定误解。尽管定量研究方法往往是从中层理论演绎开始的,但其使用现实数据去检验或者修订理论,这其实是一种与理论进行互动的过程,从而是有利于知识积累与理论发展的。并且,各种统计工具的精细化或者改进,目的都是为了使模型更简洁,能用更少的自变量去解释因变量,这其实是为建造理论服务的。

  尽管Lieberson和Lynn希望社会学能像生物学那样找到一种作为学科风向标的理论,但是社会学现象远比生物学复杂,能否得到一个能解释全部社会现象的概括性理论,还有待更多学者的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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